录用日期：2021-09-27

摘  要：本已存在的家庭资本差异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越发突出，不仅形塑着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也影响着大学生未来的发展。研究发现，家庭资本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等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存量越高，大学生更能自信面对困难挫折，实现目标；大学生就读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其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中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主要是因家庭资本影响学生入学机会进而影响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所致。为了有效提升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并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改善家庭各类资本存量是必由之路。

“大学生补考作弊被抓后不幸坠楼身亡”，这是2020年6月在各大媒体疯传的一则新闻，一名大二学生补考过程中被发现作弊，不久便坠楼身亡。随着事件发酵引发热议，有人认为学校教师缺少必要的疏导，有人认为家长缺乏更多的关爱，同时，也有人关注到了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心理韧性等心理层面的原因。随着类似事件频发，越发引起大众对大学生群体的关注，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往往会忽视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成长型思维与固定型思维相对立，是指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认为自身基本能力能够改变，并且使他们能积极面对挫折、迎接挑战、从批评中学习、从他人的成功中获得新知和灵感，坚持不懈，不断成长的一种思维。作为学生发展的重要资本来源，家庭中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存量，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发展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在建成小康社会后，绝对贫困将会消除，但不同地区家庭资本的差距亦将长期存在，并对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剖析此类大学生社会现状时，研究较多关注学校教育、学生主观能动性等因素，往往忽视家庭资本这一重要因素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家庭资本对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存在两条潜在路径：一是家庭资本存量对成长型思维水平的直接影响，二是由家庭资本存量差异带来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影响学生进入的院校类型，从而影响成长型思维的发展与水平提升。为此，本研究尝试探究。

一、文献综述

家庭资本概念源自社会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初度对资本概念进行系统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藏资源的集合体，是一种体制化的持久关系网络。布迪厄（1986）在《资本的形式》一书中明确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后期新添符号资本。科尔曼（Coleman）认为家庭资本属于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涵盖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水平等，凡是个人占有的，镶嵌在人际关系中的，并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内容。成长型思维源于对内隐智力理论的研究，斯滕伯格（Sternberg）、蔡笑岳、白学军等学者都对内隐智力内容结构有所研究，徳韦克（Dweck,1995）较早在内隐智力稳定性信念领域进行研究，由此提出儿童对智力的稳定性信念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实体论(entity theory)和增长论(incremental theory) 。

（一）家庭资本与成长型思维相关研究

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二者相关的研究较少，多停留在微观层面的论述。谭园（2014）、McLoyd（1998）、Ouweneel（2011）、殷华敏（2018） 等人分别研究了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成就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的影响，都得出了相似结论，认为家庭资本显著影响这些维度，但徐丹华（2012）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不同家庭经济情况不会显著影响学生成就动机。赵辉（2004）、Ritter（2005）、孟繁莹（2015）等人都针对家庭文化资本中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深入探究，认为其都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成就动机、心理韧性等。郭炜砾（2018）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韧性会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父母的拒绝、过度保护对大学生心理韧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关于家庭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成长型思维及其维度的影响研究仍有待考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总假设H1：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学生家庭的物质经济水平作为其在校生活和学习的基本条件，家庭经济资本存量必然会影响到学生思维方式，以及大学生心理状态等。因此，提出次生假设H1a：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学生家庭中家长对子女的支持强度、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强度等内部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外部资本同样也会影响到其自身认知与心理状况。据此，提出次生假设H1b：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学生家庭中的父母教育方式、态度等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父母受教育水平等制度化形态资本以及家庭文化教育投入等客观形态资本对子女面对学业中的困境与挫折时的心态也会产生较大影响。据此，提出次生假设H1c：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关于家庭资本与就读院校类型的相关研究

家庭经济资本层面，科尔曼（1966）在其对教育机会平等性研究的报告中提到家庭经济资本的重要作用。Lucas（1996）和Robert Haveman（2006）等认为家庭经济收入情况会影响高等教育的获得，同时影响学生进入高校的层次。国内研究者郭丛斌、闵维方（2006）等人也发现经济资本充足的家庭子女相比其他弱势家庭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晏小敏（2010）研究认为：子女家庭经济资本越充足，越容易被高质量的重点高校录取，而受到较少家庭资本限制，农村家庭子女相对更难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家庭社会资本层面，Furstenberg和Hughes（1995）将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内部个体关系与外部区域关系两方面。董云川和张建新在《高等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一书中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异显著：处于社会上层的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明显增加，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子女大都只能进入到层次较低的高等院校。王伟宜（2013）通过对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指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子女拥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在学校层次以及专业选择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低阶层子女则处于劣势。家庭文化资本层面，布迪厄认为其是以具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这三种基本形态存在。根据Dustman（2004）的调查，个体选择学校类别会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高等职业院校会是家庭文化资本存量不足家庭子女的首选。王伟宜、谢作栩（2005）以及侯龙龙（2008）等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质量即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别。张意忠、黄礼宏（2018）得出相似结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城乡差异导致了城乡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包括院校类型和专业选择的差异。

（三）关于就读院校类型与成长型思维的相关研究

通过关键词搜索，发现二者相关性研究较少，但存在一些相似的研究。在“高等教育增值与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基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项目的成果中，沈红教授研究了我国大学生的能力现状，并从不同院校类型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将参评的院校分成“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四年制大学和四年制学院，研究发现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会由于院校类型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俞光祥等人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家庭经济收入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并将院校类型作为中介变量，得出家庭收入会通过影响大学生院校层次从而影响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因此本研究认为院校类型可以作为一个潜在的中介变量。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H2：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宏观层面对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往研究主要通过家庭资本中的小因素入手，研究其对成长型思维具体维度的影响。现有关于成长型思维的研究多停留经验层面，本研究通过实证方法，将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二者相结合，丰富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家庭资本角度来提出大学生成长型思维的培养路径，从而提高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

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大学生更容易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及心理韧性，但当前不少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不高，导致其成长发展遇到一定阻碍。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与I-E-O模型来探究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

（一）影响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理论机制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形成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是实际存在，而且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关系网络，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当人们需要，可以通过行动产生有效的社会资源来促使目的完成。可以说社会资本就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在相互需要的前提下，为各自的目的进行服务。关于内隐智力论，德韦克等人较早研究了智力稳定性信念--实体论和增长论，即对应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

家庭资本源于社会资本理论，资本存在于各个社会组织之中，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将资本理论应用到家庭之中，即构成家庭经济资本理论、家庭文化资本理论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本文借鉴社会学家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将家庭资本定义为存在于大学生家庭中，并对其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能够为大学生个体行动提供便捷的家庭背景和资源包括家庭经济收入、父母职业等在内的，镶嵌在人际关系和结构中的，并且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的都称作家庭资本。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回归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分析，本研究根据布迪厄的观点，将家庭资本划分成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个维度。经济资本主要以物质形式存在，是一种显性资本。在本研究中是指家庭经济状况、人均收入、消费支出等支持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财富总量，关于家庭收入问题设置，采用郭丛斌的标准来划分家庭月收入；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家庭内、外两种类型，影响大学生成长型思维的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如父母职业地位、父母对子女的投入、父母教育期望等，外部资本如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等要素；文化资本被布迪厄分为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三种，本研究中的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中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等，客观形态如家庭投入的教育资源等占有量，以及身体化形态如父母教育方式等。因此，要想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有更深入的了解就不能忽略家庭资本对其产生的影响，要合理利用家庭资本、规避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并优化家庭资本配置效率。本研究在德韦克关于成长型思维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维度和操作指标的划分，第一是学习自我效能感，操作变量包括学习信念、目标达成感、无能为力感等方面；第二是心理韧性，操作变量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等方面；第三是成就动机，操作变量包括追求成功、避免失败等方面；第四是坚毅性，操作变量包括努力意愿和兴趣一致等方面。

本研究将使用阿斯汀的I-E-O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模型中的“输入”主要指学生本就带有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是指学生家庭资本存量）；“环境”指学生的就读经历，即其就读院校的类型层次，涵盖了在学校内采取的促进学生发展的举措；“产出”指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

（二）数据来源、测试工具与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自编问卷调查，回收了来自四川、重庆等全国各地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数据543份、普通本科院校学生数据543份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数据528份，共计1614份有效答卷。使用的家庭资本与成长型思维水平自编问卷、量表，详细维度划分与变量说明见表1。本研究运用数据处理软件SPSS23.0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本研究还使用AMOS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过图形界面快速建立模型，以此来检验变量是如何互相影响。经过预调研分析后问卷共分为基本情况、“家庭资本”问卷（“家庭经济资本”测量对应4个题项；“家庭社会资本”测量对应7个题项；“家庭文化资本”测量对应7个题项，所有变量均转化为连续变量、采用5分制计算得分，信度为0.883，效度为0.874）、“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问卷19个题项（学习自我效能感6个题项；心理韧性7个题项；成就动机与坚毅性各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经过信度检验为0.904，表明问卷信度良好，进行因子分析得出问卷KMO值为0.924，效度良好，并且能拟合至四个维度当中，有效解释率为65.298%，表明调查结果有效。同时通过CFA一阶与二阶模型检验，发现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能较好解释初阶因子“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成就动机”“坚毅性”，因此可以用于进一步分析。

（三）变量说明与数据模型

本研究解释变量为家庭资本，被解释变量为大学生成长型思维，中介变量为大学生所进入的院校类型（层次），同时还将控制性别、民族、户口类型、是否单亲、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和专业等人口学变量以及其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变量。

本文对调研获得的家庭资本与成长型思维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之后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来探讨家庭资本对我国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相应模型如下：

本文亦欲探究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构建如下模型：

将方程（2）纳入到方程（1）当中得到如下完整回归模型：

其中表示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总得分，  代表家庭资本相关变量， 表示大学生性别、民族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等控制变量，若系数显著大于0，则家庭资本存量越多的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得分越高，反之则越低。

表示院校类型，包括高职高专院校、普通本科高校与“双一流”建设本科院校。

方程（1）（2）（3）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中介效应影响模型，该完整模型可以具体反映出家庭资本对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机制，同时可以体现出这种影响机制的直接作用程度和间接作用程度。

三、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研究设计，本研究将通过数据的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来具体探索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是否成立。

（一）调查对象基本特征描述统计

本研究共回收1614份有效答卷，由统计结果可知（详见表2），随机抽取的男生428人，女生1186人，这与当前我国大学生男女性别比例失调有极大关系，性别比例极不均衡。样本中绝大多数为汉族学生，少数民族仅占比8.4%；农村大学生968人，占比60%，这也映证了当前农村学子刻苦学习进入高等教育的现状；调查对象中大部分为非独生子女和非单亲家庭；高职高专院校、普通本科院校与“双一流”建设本科院校样本占比基本相同；专业多集中于经管教法类专业，年级均有涉及。

通过把“家庭资本”与“院校类型”进行回归分析，由表4回归模型系数表可知，Sig.值小于0.01，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就读院校类型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资本存量越丰富，越能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更高层次的院校，相较之下，家庭资本存量匮乏的家庭子女更多地进入了层次较低的院校。家庭资本的差异会影响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进入不同院校，对大学生自身的心理健康、面对困难挫折时的心态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其心理韧性、坚毅性等都会有显著的影响。家庭资本间的明显差距，导致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的帮助也具有显著差异。家庭资本较低的家庭，除了提供日常所需，其剩余资本存量产生的效应必然受到更大限制，在子女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会大大减小，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在不同学生中产生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反映到代际传递的不平等，导致马太效应的不断增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更能熏陶出“学二代”，高等教育起点不平等的再生产路径得以形成。具体到本研究中，这种从教育入口带来的差异将会引发学生就读高校类型和层次上的差异以及此后的成长型思维水平上的差异，即大学生面临困境、遭遇挫折与失败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选择等。

（二）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差异：家庭资本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其各维度的偏相关双尾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及维度之间均在0.01层次上显著相关。家庭资本各维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与家庭资本整体均分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样，家庭资本均分与各维度均分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及其各维度均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各维度（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成就动机、坚毅性）之间、与成长型思维整体均分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回归分析

在前述相关关系中验证了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回归分析当中拟将四个维度拟合为一个指标即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均分来进行衡量。为具体分析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直接影响，对方程（1）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6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可知，复相关系数为0.637，说明二者确存在一定线性关系，解释变量“家庭资本”可以解释被解释变量“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40.5%的变异，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主要受到家庭资本的影响。常数项与回归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适合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由表8回归模型系数表可知，Sig.值小于0.01，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得以验证，即家庭资本存量越多，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越高，他们越能在面临困难与挫折时表现出自信态度、不放弃、坚持不懈，选择正确的道路，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反之，则可能一蹶不振，走上极端。

接着以家庭资本的三个维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为解释变量，以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均值为被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经过逐步回归后，三个变量均未被剔除。从表9的拟合优度表中的结果可知模型3解释的变异最大，调整后R方是0.417，这说明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能够解释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变异的41.7%。

接着以家庭资本的三个维度（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为解释变量，以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均值为被解释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经过逐步回归后，三个变量均未被剔除。从表9的拟合优度表中的结果可知模型3解释的变异最大，调整后R方是0.417，这说明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能够解释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变异的41.7%。

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可知，模型1、2、3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拟合的三个模型方差检验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11表明拟合后的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均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有显著相关性，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095、0.200、0.421，表明三者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a、H1b、H1c均成立，即大学生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其成长型思维水平越高，越能积极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

3.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差异：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

由于院校类型为分类变量，为具体分析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间接影响，判断在间接影响中院校类型是否起着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建立中介模型进行分析，首先验证院校类型、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再分析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模型。

从表中可以看出：院校类型、家庭资本、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三个变量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r在0.399～0.637之间。在系统中建立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影响的中介作用模型，经调整后模型如即图4所示，e1-e9为增加的误差项变量。

从表13中可以看出：模型参数均达到合理的标准，表明模型拟合度达标，模型可以接受。从表10中可以看出：家庭资本对大学生院校类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回归系数为0.434，大于0，表明成正向影响，说明家庭资本存量越高，进入更高层次院校类型的机会就越大；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回归系数为0.672，大于0，表明成正向影响，说明家庭资本存量越多的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更高，更能以发展的思维看待问题；院校层次类型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5），回归系数为0.060，大于0，表明成正向影响，说明在更高层次院校的学生由于接受更高水平教育和培养，其成长型思维水平更高。由此可知，不同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受到家庭资本存量影响的，从反映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高校层次角度来说，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而这也是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间接影响的基础。

从表15中介效应显著的Bootstrap分析结果得知：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间接效应存在；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直接效应存在。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均存在，说明此模型为部分中介模型，中介效应大小为：0.096/0.723*100%=13.28%。这是对该间接影响过程的检验，即方程（3）的验证，由于家庭资本的差异导致家庭中子女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机会不同，接受到不同水平的教育和培养，从而形成以院校类型为中介变量的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间接影响路径。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自编调查问卷与量表收集相关数据，采用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从家庭资本的角度探讨了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不考虑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即家庭资本存量越丰富，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越高。通过逐步回归对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与家庭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和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进行检验，得出三个维度均会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存量越丰富，大学生越能拥有较高的成长型思维水平，能勇于面对困难与挫折，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成长型思维水平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身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家庭资本的角度来探索其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既能不断丰富家庭资本与成长型思维理论，又能探索不同的大学生成长发展路径。出生于不同家庭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带有不同的家庭资本存量，他们在大学中有了不同的发展，也拥有不同的成长型思维水平。每一类家庭资本的存量都影响着大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面临问题的心态、求助的便捷性以及受挫后的行为，有的人不断努力、不断进步，坦然面对挫折，从不丧失信心；有的人难以接受生活和学习中的巨大变故和失利，难以承受打击，逐渐丧失努力的意愿，甚至一蹶不振走向极端。在一般意义上，大多数人都认为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进入大学后子女的发展更多地应该是院校与社会的参与，家庭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弱化，从而会忽视家庭因素对于子女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但是研究结果却表明对于成长型思维水平来说，家庭资本仍然产生显著的影响。虽然成长型思维培养应该从小做起，但随着子女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水平的成熟与发展，进入大学后更应该引起重视，家庭因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会持续影响着大学生成长型思维的形成与水平提升。

第二，通过结构方程中介模型检验可知，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家庭资本存量影响大学生进入院校的类型层次进而影响其成长型思维水平。也就是说家庭资本的存量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学生大学入学机会，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等水平，因此，各类高校都需要注重培养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同时结合自身院校建设实际情况进行学生培养。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资本存量的丰富程度在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家庭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子女更容易进入到更高层次的院校中，而家庭资本存量较低的家庭子女更多的是进入到较低层次的院校。也就表明，虽然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增长，但是由于家庭资本存量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公平现象，具体表现为子女就读的院校类型和层次有一定差异，同时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了其成长型思维水平上。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成长型思维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就带有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大学生由于入学机会不同，进入到不同类型的高校，接受到不同水平的教育，拥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基于此，不管何种类型的高校在学生培养过程中都应注重其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以及坚毅性的培育与提升，以学校教育来分担和弥补一部分家庭所承担的压力。

（二）启示与展望

研究家庭资本必然离不开社会资本以及经济社会的具体发展状况，结合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实际，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2020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虽然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相对贫困仍会长期存在，如若没有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则难以消除贫困带来的家庭资本差异，这种家庭资本差异对大学生子女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也难以减弱。

1.夯实家庭经济资本存量，提供坚强物质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分明的城乡区域体制带来的城乡差异也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导致了“马太效应”的产生，从而在社会当中形成了较为固化的社会阶层格局，且社会阶层流动性也受到影响，拥有不同家庭资本的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所存在差异，也是这一现状的表现之一。同样，脱贫攻坚已取得胜利，但贫困带来的家庭资本差异仍然会持续影响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

家庭经济资本能为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撑。进入大学后，家庭经济资本依然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它时刻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国家应当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推动就业、教育、健康、低保等特殊政策向常规性、普惠性、长期性政策转变，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带来的经济资本的差距；通过产业扶持，夯实农村经济建设的产业发展基础、提高经济生产能力、运营管理水平，利用职业技能培训、转移劳动力等方式进行就业帮扶，提高农户就也可能性，扩展农户增收渠道，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区域协调战略，提升落后地区家庭内生发展动力，依托区域优势找寻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对落后区域和农村地区家庭贫困大学生加大支持力度，建立长效减贫机制，实现困难群体帮扶精准化，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推进教育精准脱贫。

对于经济资本存量较低的家庭自身来说，大部分家长以外出打工形式获取收入，且有两个及以上的子女，这就为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经济资本的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通过家庭成员不断提升经济素养，充分利用国家区域政策、帮扶政策等来对家庭状况做出一定的改善，学习一些新技能挖掘提升收入的新渠道，给予子女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与关怀。子女不应过分依赖家庭经济资本存量，可以通过社会兼职、国家奖助勤贷等政策支持，来减轻家庭经济资本不足对其自身成长型思维水平提升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2.拓展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建立和谐内外部家庭氛围

处于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难免会受到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对于家庭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来说，其子女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成就动机和坚毅性水平都更容易得到提升，因此政府应当重视社会公平，注重教育信息工程建设，为家庭社会资本处于劣势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以此来减弱“人情”缺少带来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之前，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是远跟不上发达地区的，对于弱势阶层家庭子女来说，他们的见识和学到的知识都远不及优势阶层家庭子女，并且他们几乎没有专业的心理健康课程和教师，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会对其成长型思维的形成及其水平提升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国家应当注重教育公平，适当将公共教育政策等向贫困地区和弱势阶层家庭有所倾斜，为其子女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机会，建立差别化弱势补偿，以减少家庭社会资本缺失对子女成长型思维水平提升带来的影响。教育现代化2035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利用现代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建立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教育和科技资源上的差距，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科学思维培训等仍需大力推行并落到实处。

家庭社会资本薄弱的家庭应当注重提升家庭内外部社会资本，其社会地位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并不容易，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社会阶层较为固化，社会流动性减弱。因此弱势阶层家庭更应当注重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营造良好的家庭内部环境，很多家长希望通过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以此获得阶层跃升，对子女的身心造成极大的负担，对子女有较高的教育期望无可厚非，但家长不能忽视子女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应当注重长期对子女价值观的引导，尽量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内部环境，减轻子女的心理负担，让子女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与幸福，从而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3.提升家庭文化资本存量，助力家庭文化再生产实现

教育在一定条件下是复制社会阶层地位的重要角色，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不平等也产生影响。其中文化再生产模式指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子代能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 而实现文化再生产主要通过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机制。优势阶层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内部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也表示他们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相对拥有较强的教育能力，能够帮助子女成长发展，实现其优势地位的延续。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在升学决策过程中，因为不太愿意承担升学带来的风险，或是低估教育预期收益，会提早退出竞争，做出更加合理的决定。

家庭提供的文化资源和家庭文化氛围也会深刻影响子女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家中的氛围和环境会深深影响着子女的思维、心理等，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和子女进行互动的符号，甚至成为子女在无意识中效仿的对象，因此家长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于子女的深远影响，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韧性、坚毅性水平等，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家长需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于落后区域和农村地区，国家要增加供给多种学习资源，以此引领家庭良好教养方式的形成，营造温暖幸福、和谐的家庭氛围。加大力度推进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类型教育形式的发展，为贫困地区、落后区域家长提供相应的学费减免、职业培训补贴等，以此开阔家长的眼界，让家长能够接触到丰富有用的学习资源，从而帮助提升其文化素养，增加知识储备，形成科学教养方式，帮助子女形成成长型思维并且不断提高成长型思维水平，让子女勇于面对学业和生活中的困难，不畏惧失败。家长要加强与高校、辅导员的沟通与交流，及时获取子女的情况。多数家长认为子女上了大学要学会自己独立生活和学习，自己可以少操心，因而容易忽略子女随时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等，造成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因此，家长应该重视家校联系与合作，及时获取子女在校动态和心理状况，以便能及时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助。

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水平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高校也应当担负起大学生成长型思维培养的责任。随着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迈向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学生离开家庭进入大学，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也对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更加要求高校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和教育，加强对学生成长发展的指导，不断提高学生的抗压能力、抗逆能力等。

各类高校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应当注重学生发展的多样性，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制定不同的指导方案，根据学生成长档案及时建立学生的家庭信息档案，以此关注不同家庭资本学生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影响其成长发展的不利因素，减轻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所带来的影响；建立高低年级的对应帮扶政策，通过老生带新生，实现对学生的长期指导与教育，及时发现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大学生不断提高成长型思维水平。此外，高校还应按照规范流程，针对学生实际，制定“危机”学生帮扶辅导方案，实现院校心理辅导、学院有效监护帮扶和家庭积极参与工作多管齐下,全力保证学生在校期间的身心健康，不让他们因为学习和生活受挫而产生过于消极的情绪，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学习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坚毅性水平，让他们能有勇气、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和解决问题，减少极端事件发生并消除其带来的不良影响；针对当前大学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开设相应抗挫折、抗压能力培养课程，开展相关讲座与辅导，结合选修课、mooc等途径或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文化教育资源，以此不断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逆商水平，从而实现成长型思维水平的提升。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1.文献综述结构略显混乱。该文试图以就读院校类型为中介变量，探究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思维的影响。如此，文献综述应着重阐述家庭资本对就读院校类型、就读院校类型对大学生成长思维、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思维的影响（如前人无此研究，可阐述对相关概念的影响），以此为依据直接提出研究假设，但该文却将研究假设放在了第二部分，内容有点脱节。建议将该部分分为三点阐述：（1）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思维的相关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2）家庭资本与就读院校类型的相关研究；（3）就读院校类型与大学生成长思维的相关研究。综上，提出研究假设2。

2.数据来源、样本组成、测试工具、数据模型、研究思路等应放在“研究设计”部分，而该文将其放在了“实证分析”中。且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具有重要影响，可该文中几乎没有对测量工具进行介绍，如家庭资本是如何进行测量的，又是如何计分的（这涉及到数据的类型，关于到采取何种数据分析方式），该问卷的信效度又如何？其他变量亦如此。

3.“数据来源、测量工具与信效度分析”中的第一段描述结构极不清晰。文中提到“经过预调研分析后最终确定19个题项，信度检验为0.914，表明问卷信度良好，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问卷总效度为0.934，并且能拟合至四个维度当中，表明调查结果有效。”这19个题项测量的是什么？是大学生成长思维还是所有类型的思维？阐述不清楚。另外，仅仅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如何能得出问卷的总效度呢？

4.该文假设就读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思维间起中介作用，那么应该分析讨论的是家庭资本是否对就读院校类型有影响，但文中却对不同院校类型学生的家庭资本是否有差异进行分析，如此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

5.该文在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思维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中，提到“P>0，r<0.01”，阐述有误。相关性分析中，既然已用星号表示在0.05、0.01或者0.001水平上相关显著，就没有必要再在表格中列出“显著性（双尾）”，内容重复。

6.验证H1、H1a、H1b、H1c时，使用回归分析或许会简单很多。

7.文中在讨论部分提到“控制了大学生相关人口学变量以及其他特征变量”，如何控制，文中并未提及。

8.该文的讨论过于简单，且与研究主题相关性小。如讨论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思维的影响，突然冒出“在不断增长的大学生自杀现象的背后，我们同样需要重视‘成长型思维’的重要作用。成长型思维水平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身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讨论院校类型在家庭资本与大学生成长思维间的中介效应时，又突然谈及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自杀问题等，请问二者的关系何在，有生拉硬拽之感。

9.启示部分，“口号性”内容多，缺乏针对性。

作者修回说明

首先感谢两位专家评审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下面将修改的内容做出相应的回应：

1. 关于论文题目，现已修改为《家庭资本会影响大学生的成长型思维水平吗——基于院校类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2. 关于研究如何体现创新，我认为主要是角度创新和方法创新，角度主要引入了心理学概念。

3. 关于意见建议部分重新做出了修改。

4. 关于论文结构，已按照专家意见做出相应调整，主要是文献综述部分和研究设计部分。

5. 关于问卷说明，在文本中已经添加了相应的文字表述。

6. 关于假设的验证已经使用回归分析进行说明，还有研究中家庭资本对院校类型的影响已经添加了部分内容。

7. 关于结论与讨论部分已经做出了修改，建议部分也更加落实到了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角度。

再次烦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谢谢！

文章进行了必要修改。

文章基于院校类型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本对大学生成长型思维的影响，结论基本可靠，从家庭资本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提出的提升大学生成长型思维的方案基本合理。

文中仍有些语句不通顺，建议做润色修改。

同行评议二轮意见2

修改稿在原稿基础上有较大改进，较好地处理了原有问题。

根据会审意见，请作者补充[5][9][12][13]四个参考文献的页码之后返回录用。

审稿结论：同意录用。